香港在遠古屬嶺南古越族棲息地。秦始皇征服嶺南後，香港納入中原皇朝郡縣制下的番禺縣管轄。到19世紀上半葉，大英帝國因看中香港的地理優點，逼使清朝政府割讓香港島、九龍及租借新界，把香港納入其帝國統治下，成為英國與中國通商貿易基地。

中西文化結合的邊陲

港英百多年殖民統治，逐步在香港建立及不斷改善的西方式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普通法法治制度、公共行政制度和公務員系統、現代城市管理體制與基礎建設系統、專業精英制度，及人才配合社會需要的教育制度。香港又受惠全球化經濟發展及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大量國際、內地資金和人才輸入，才能發展成國際貿易、航運、金融和旅遊中心。1980年代，英國政府出於與中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的政治計算，逐步在地區與立法層面設立選舉制度。這個制度在《基本法》框架下，於九七後繼續發展與修改。

港英統治懂得尊重本地華人的中國文化、風俗和習慣。香港文化底蘊包含中國家庭倫理觀念，及重視教育、勤勞務實、多元包容、注重集體利益等中華傳統價值觀。在香港這個大陸邊陲之地，中西文化結合交融，既傳承和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素，又採納了適合香港實際的西方現代文明制度。除了英美和歐洲各國人士，香港還有相當數量來自東南亞、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日韓、中東等地的人在此工作、經商、定居和通婚，形成多元文化共融的大都會，故此香港也是一個中外文化混雜的國際城市。但另方面，因香港長期缺乏國民教育，部分港人在身分認同上迷失，對中國近代和現代發展認識甚少，加上外國勢力干涉，終於導致2019年社會動亂。

西方現代文明的海洋入口

由晚清到民國，香港在近代中國第一次「西學東漸」啟蒙運動中，扮演了大陸向海洋學習現代文明的窗口角色。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公開演講時以英語說：「我有如遊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他所說的「知識」，是指當時西方現代文明的知識。

於國家改革開放洪流中，香港在近代中國第二次「西學東漸」啟蒙運動期間，又發揮了連接內地與世界各地的橋樑和窗口作用，引進大量資金、技術、知識和人才，為中國內地創造經濟長期平穩快速發展的奇蹟及成為現代國家，有不可替代的貢獻。自1980年代以來，無數內地官員、企業和各界人士紛紛來港學習香港的先進經驗，及通過香港學習西方現代文明。香港成為中國大陸通向海洋、與國際接軌的出口，亦即中國大陸文明與海洋世界文明的交匯點。

中國現代文明的新邊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其最近全新增訂出版的《中國香港：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提出不要把香港作為「問題」，而是作為一種「方法」，即思考香港作為「能動的新邊疆」，「對中國現代文明建構的重要意義」，及「在未來如何對中國崛起並參與全球治理賦予特殊意義」。這是對一國兩制歷史因由和戰略意義有深刻理解的見識。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中西文化結合的邊陲之地。港人應重新傳承二戰後大批湧入香港的中國內地人「開拓新邊疆」的「獅子山精神」，在中國建構現代文明的新階段，拓展世界文明新視線。中國「十四五」規劃已明確要求香港發展及建立「八大中心」，而中央又重新肯定香港對國家的戰略作用（註1），可見香港的獨特角色與功能並未改變，更可成為中國式現代文明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海洋出口，從以往側重與西方交往，擴大至跟其他國家與地區，包括東南亞、日韓、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南美、非洲等地增加經濟貿易、專業服務和文化藝術等活動來往，協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何為香港？港人須回答以下的時代之問、中國之問（註2）——

（1）香港要繼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面對甚為複雜的內外挑戰。港人能否重拾自信、抖擻精神，深刻理解香港作為中國最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的特點，並研究如何糅合中國治理和西方管理的優點，在社會治理和資本主義運作方面推行具創意及有效改革，以適應時代急劇轉變，及為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新貢獻？

（2）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是中國唯一實施普通法的城市，「包括普通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發展」，「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保持普通法制度」（註3）。回歸後香港憲制秩序有所改變，例如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人大授權。的確，香港普通法制度需繼續改革，但仍有甚多優點，包括法院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力、法律程序透明和必須嚴格遵守、有利於營造適合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營商環境、司法覆核機制、知識產權受嚴密保護、律師的專業訓練和地位等。香港的法治經驗，是否可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過程中有借鑑作用？

（3）西方民主選制的弊端雖眾所周知，但其競爭性、公開性和讓人民有選擇性等要素，是否可作為參考，以豐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容和方式，達至它「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及「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目標？經修改後的香港選制，是否還可繼續完善，令更多有才能的愛國者參與更公平和透明的競爭，及逐步使全港市民有參與選舉的權利？

（4）中央和特區政府官員現時都反覆強調「一國」、「落實全面管治權」、「維護國家安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這是有需要的；但在制訂及落實具體政策時，是否應小心避免過猶不及的傾向，不要導致香港「內地化」，以維護香港制度優勢，保留其作為中西文化結合與中外文化混雜的國際城市特色？

（5）有關言論自由、個人權利、集體利益及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和平衡，是否可在香港這個獨特場地，展開有深度和具創意的理性探索、研討與實踐，以尋求在全人類共同價值上縮短中國與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間的距離，增加共通點及可互相了解和尊重之處？

（6）在一國兩制的新階段，中央的全球戰略是包括利用香港作為海洋出口去聯通世界、推動中國理念和文化「走出去」，因而期望特區政府與港人能「說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香港以其獨特優勢，是否應該及如何能夠進一步參與創作及發展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

（7）自古以來，中國都是一個不斷吸收和消化外來文明因素的多民族共同體（參考筆者上一篇文章〈何為中國？〉，刊2023年1月6日《明報》），因此如要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須繼續學習和汲取西方與其他文明的優點，並要展開價值觀念溝通。香港能否及如何協助中國式現代文明，與西方和其他文明更深入地交匯、銜接及融會？

天下主義

世界秩序正急劇調整。中國不斷在國際場合倡議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希望與其他國家協力建立一個新的和平國際秩序，當中理念是來自內地一些學者鼓吹的「天下主義」。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討論。

註1：習近平在去年7月1日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上強調，「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從來都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

註2：二十大報告表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不斷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

註3：習近平在2022年7月1日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上講話。

（「何為中國？何為香港？」系列 四之二；下周五續）

（文章於2023年1月13日投稿於《明報》，標題為：馮可強：何為香港？——時代之問與中國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