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重新審視 廿一世紀香港首要培育價值》

出版
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作者
馮智政
教育
2019-11-20


摘要


  中國教育所强調的五育,即德、智、體、群、美,而「德」更是被奉爲五育之首。同時,香港教育界對2001年以來的教育改革進行反思,其中内容包括反思世界如何「變了」。本報告綜合其他發展地區的景況,了解它們在推行廿一世紀教育改革時,提倡道德及價值觀教育的動機。本報告亦會探討香港教育系統裡「七個首要價值觀」在「廿一世紀景況」中的發展重點,希望透過此報告為學校在七個首要價值的教學上帶來參考價值,並在學校設計、計劃和實施校本價值觀教育上提出若干思考。


為何:廿一世紀,三個發展道德及價值觀教育的推動力

  華人傳統教育一直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宗旨,最終達致「學而至於聖人」之境界,因此德行在華人傳統中被視之為理所當然、不可欠缺的一環。宗教團體作為本港主要辦學團體,其宗教價值觀在教育上亦是重中之重。然而,推動全球教育改革的主要力量,是經濟轉型及知識革命。隨之而來的教育改革,包括2000年的香港教育改革,以「人力資源」為理論核心、「導人向善」雖為教育要旨,但實際上無論在公營教育的實際課時分配、抑或是家長的額外資源投入,均以學術技能為主。因此單純「好人好事」之教育方案未能得到政策重視及公帑投放。在這個廿一世紀大趨勢之下,仁德之士不能迴避探討德育在廿一世紀的情景下的社會功能。

  芬蘭與新加坡均受經合組織(OECD)肯定為優質教育。公營教育方面,在兩國的官方課程中,既有滲透學科策略,也包含重點教授學科,如新加坡的品格及公民教育及芬蘭的宗教或倫理科、社會科。參考它們近年的課程改革文件,不難發現在官方強調道德及價值觀教育背後,其實有以下三個主要推動力:

  1. 提升國民競爭力(To Enhance NationalsCompetitiveness
    在新加坡2015年提出的「廿一世紀素養框架」及在芬蘭2014年提出的課程改革和橫向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中,均能發現價值觀教育被視為價值教育內重要一環,例如新加坡之文件指出自信及抗逆力是在面對挑戰及競爭時的重要元素,芬蘭則以環保教育如何配合芬蘭的天然資源經濟為例子。雖然全球教育改革面向全球化與自由主義,但這不一定與傳統及利他的道德及價值觀教育互相矛盾。反之,這兩個國家的教育改革正正揉合了道德及價值觀教育與利己的國民競爭力,理順了道德及價值觀教育在廿一世紀的重要性。

  2. 培育公民和凝聚社會(To Cultivate Citizenship and to Strengthen Social Coherence
    縱觀兩地的教育改革,其目標均圍繞公民身份的建立。新加坡政府期望培養一個「關心社會的公民」(Concerned Citizen),芬蘭政府則期望培養一個「積極的公民」(Active Citizen)。兩者的公民教育既包含價值認知,如學習政治制度,同時亦涵蓋道德及價值灌輸,例如關愛、尊重他人等。因為公民既有全球共通性,亦有主權地域的獨特性,因此公民教育少不免會涵蓋傳統文化及價值教育,如新加坡在「關心社會的公民」的範疇就包含了「植根新加坡」的期望。這也解釋了新加坡政府提倡的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多元種族主義、以及其家庭價值等道德及價值觀教育項目。

  3. 宣揚好人好事(To Promote Good People and Good Deeds
    好人好事、利他主義是道德及價值觀教育的核心,也是華人傳統教育、宗教教育的初心。無論何時何日、情景轉變,道德及價值觀教育也是部份辦學團體及宗教組織的教育動機。


如何:將七個首要價值應用在「二十一世紀景況」

  價值觀教育在香港有著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策略:包括教育局與學校及辦學團體共同推動、同時傳授的七個首要價值(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誠信、關愛他人),以及學校及辦學團體自身的價值觀教學要求。

  本報告將探討七個首要價值觀在「二十一世紀景況」中的發展重點,以及三個價值觀教育的方向。我們希望透過此報告對學校在七個首要價值的教學上帶來參考價值,同時亦在學校設計、計劃和實施校本價值觀教育上,扮演思想實驗的角色。我們認為二十一世紀有六個重要的景況 (21st Century Contexts) :

  1. 技能與身分認同全球化(Globalised Talent and Identity Context)
    過去全球化停留在「壓縮的時間、壓縮的空間」之想象,除著交通方便及票價降低,移民、移居及到外地生活越來越普遍。全球化的景況不再留於貨物及服務的層次。學校建立身份認同,培養學生尊重他人的時候,難以迴避跨文化的衝擊。

  2. 數碼含糊化(Hybrid Reality Contexts)
    智慧型手機、社交媒體及網絡已普及,生活及工作也不能夠離開數碼世界、數碼身份。同時,現實的生活及數碼生活又會互相影響,例如社交媒體的正面或負面形象可對現實生活構成實際的利益或損失。因此學校推行價值觀教育時不能忽略數碼生活事例。

  3. 多元化(Diversified Context)
    社會的多樣性近年以橫向和縱向兩方面擴展。由於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跨境文化合作,與相信不同價值觀的人們的協作將日益增加,同時社會內部的不平等現象亦不斷在擴大。過去教育界理解尊重是「和而不同」,廿一世紀或要求「道不同仍相為謀」。

  4. 風險個人化(Risks Individualised Context)
    與前幾代人相比,廿一世紀的財務負擔和風險越來越多地從國家或公司(集體)轉移到個人。因為高度競爭,公司不得不減少成本,鼓勵短期僱員關係,將福利、保障及退休計劃都推向由個人負擔。學校在培養利他的道德及價值觀時,也要設想學生日後在生活困難時可能面對道德與利益的矛盾。

  5. 不確定化 (Uncertain Context)
    在一個自動化和創新的時代,新產業及新職位將會不斷出現,在今日教學環境是未曾預料到的。同時,現有產業及職位要轉型, 甚至導致某些職位被消失。面對新職場,或未出現的職業環境,學生需要甚麼樣的道德指引呢?

  6. 複雜家庭結構  (Complex Family Structure Context)
    家庭是傳統華人社會基本單位,然而家庭結構和價值觀越來越多樣化。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不難發現後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內家庭單位的一些重要趨勢:家庭規模減少、同居增加、非婚生育、後期生育年齡增加和低出生率。 總體而言,家庭變得更加異質,產生了單親家庭,雙職家庭,無子女家庭,單身家庭,繼親家庭以及在某些地方出現的同性家庭。因此香港教育界不得不回應這些複雜家庭結構,亦要在這結構下重新探索孝悌等傳統華人價值觀。

下表對七個首要價值觀與其相關的「二十一世紀景況」特性進行了簡單的總結,其中各首要價值觀在「二十一世紀景況」前提下的演繹差異也值得注意。



#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作者

馮智政先生
研究員
梁嘉豪先生
高級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