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ce 2004,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enlarge its policy deliberation framework by conducting various forms of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acknowledgement of civic engagement by the former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in 2007 has further advanced and refined it as one of the major consultation strategies.

香港的經濟發展近年停滯不前，各屆政府都嘗試不同的新政策，為經濟社會注入新動力。但可惜的是，五年一任的特區政府 ，要在任內有所表現，並不容易；不少新政策(例如設立最低工資，以改善基層勞工的生活) 都只能有短期的經濟社會效果，持續性的效果並不顯注。

Andrew Fung calls on moderate pan-democrats to review their strategy amid waning support and confidence in their camp, as they face a more capable Beijing and a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presenting a smarter, more pragmatic image

回歸20 年，中央與香港特區在權力關係方面，如果是圍繞「管」的問題上， 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管？還是不管？二、要管有什麼法理依據？三、管多少？如何管？

經歷差不多10年時間，公眾對政助的觀感依然好壞參半。若我們期望提高司局長的施政能力，或許英國的特別顧問設計，是值得參考的改革方向。透過設立特別顧問機制，並放寬部門運用資源的彈性，方能確保司局長得到所需的支援，並讓有潛能的人在制度內發展所長。

回歸至今已近二十年，香港尚未履行其憲法責任，完成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一國兩制的繼續順利落實，既要保持香港制度的特色，又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和進一步發展民主同樣重要。要取得社會共識，立法工作需要分階段進行以及進行充分的諮詢。

「贏選舉，輸民意」這句說話當然是事實。但過去4年來，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在任司長時的民望都在前列，可說是叮噹馬頭。只不過在近月選舉期間，因為曾俊華形象工程做得好，而林鄭月娥被指有中央「欽點」及有關方面對她的支持工作做得拙劣，導致兩者民意差距拉開。所以這個民意支持度的比較只是短期相對而言，並非因為林鄭月娥本人一直不受多數市民歡迎所致（有別於如果梁振英尋求連任的情况）。

高官問責制推行至今已達15年，作為特區政府中最高層次的政治架構，問責制的成效既影響政府的民望，更會影響各項主要政策的制訂和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