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任重而道遠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轉眼已由期待變成回憶。在慶祝香港回歸期間，國內報導很突出 “ 回歸 ” 是 “ 洗雪百年國恥 ” 。這句話在內地相信很能牽動人心，但在香港普通市民之中，感覺卻算不上很強烈。這種現象的成因很複雜，部份可能由於長期與祖國相對隔離，國家民族感情比較淡薄；部份可能是面對變局，無可避免存在不明朗因素，心中有點不踏實，都是可以理解的。

有關 “ 洗雪百年國恥 ” 這句話，內地的演繹基本認為中國百多年的屈辱是以對英鴉片戰爭失利，割讓香港始；經過一個半世紀的奮鬥，國力大盛，最後以英國人不戰而降，中國順利收回香港終。中國歷史屈辱的一章徹底過去，從此翻開光明的新頁。

站在高舉民族尊嚴的立場，這種演繹是正常的。但我是讀歷史出身的，喜歡用歷史望遠鏡去看事物。如果從一個歷史的角度，去審視我們這個多世紀的經歷；從祖國要努力不懈、鍥而不捨地走向現代化的角度，去看香港的現狀和 “ 一國兩制 ” 的前景，我卻有一些略為不同的觀點願意提出，向各位討教。

在香港回歸祖國時，她已從一個籍籍無聞的小漁村，蛻變成為一個舉世觸目的國際都會。香港成功的原因千重萬疊，其中有香港同胞的勤勞智慧，也有祖國提供的後勤支援及政治屏障。任何分析香港的成功原因，都不能以偏概全。但以偏概全還並不是最大的問題，卻萬萬不可以一葉障目。人人都曉得今天的香港是一件瑰寶，香港回歸祖國等於是這件瑰寶物歸原主，值得大家高興。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客觀地承認，香港有今天，中間有英國人的貢獻。英國人帶給香港最有價值的，可能不是經濟上的繁榮，而是一套管治現代社會行之有效的體制和意念。簡而言之，英國人留下的幾樣基本建設，是值得我們花一些時間來研究的，還有它們的建立過程，更值得我們花更多的精神去研究和吸納，這就是法治、自由、制衡和廉潔。

法治 ：法治精神已廣泛深入地滲透到香港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政府依法施政、企業依法經營、個人依法行事。社會秩序以法律作基礎，由法律規範，這是一個社會由自然經濟、簡單的權責關係，脫胎為現代工商業社會、權責關係趨於複雜所必須具備的特徵。

自由 ：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出入境的自由，這些都是香港人習以為常的權利和保障。在法律的規範下，各方的自由得以有秩序地發揮，市民的心情一般都比較舒暢，有足夠的安全感，生活、工作、學習的積極性都很高。資訊、意念的全面開放，迅速流通，令社會整體可以保持很高的衝勁和創造力，推動向前發展。

制衡 ：相對於行政系統獨立的輿論、獨立的立法、獨立的司法，對社會各方面的動態，包括政府的施政，起著緊密監督、充份議論、尖銳批評、及時糾正的作用，避免社會在一面倒的偏激傾向之下，朝錯誤方向越走越遠，結果出現危機、動亂的局面。由於存在這種常規的微調機制，社會上各種力量可以在互相制約、此消彼長中，不斷重新平衡，維持社會大局長期穩定，持續發展。

廉潔 ：這主要是指政府的行政系統、公務員隊伍，由於有法治、有監督，又有一套合理的運作和利益分配機制，香港政府基本上能保持廉潔，公務員絕大多數都秉公辦事，貪污受賄是極個別的情況，市民對行政系統都有較佳信心，政府部門辦事都有公然申明的服務承諾，效率在全球範圍名列前茅。這種風氣廣而及之，在其它工商領域基本都能做到保操守、重承諾。整個社會無論公私範圍，基本上能在互信的基礎上，進行良性的循環，對提高效率、減低浪費、改善質素，有極大的作用。

法治 、 自由 、 制衡 和 廉潔 等基本建設在香港的建立，與其說是英國人留下的，不如說是他們引進，經過在香港的中國人按本身社會的獨特環境將其模仿、吸納、重構、化為己用更貼切。因此，這些東西雖然是泊來品，實際上已經本地化了。等如是移植來的良種，在中國的土地上扎根、開花，並且開始結果了。

中華民族起源自大規模的民族融合。在漢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成以後，仍然繼續開放自己，從外族吸收有益的東西，化成自己文化的組成部份，這在我們的歷史上並不罕見。我們曾經自印度引入佛教，把它吸納了，成為我們最具影響的宗教。我們容許西域的外族進入我們的主流社會，並且成為了國家的統治者，採用了他們的行政改革措施，開創了有唐一代的盛世。就說我們當今的首都北京，不也經歷過遼、金、蒙古、滿清等，原來都並非漢族主流的外族經營、管治嗎？ “ 胡同 ” 一詞不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外來語嗎？這不是從未絲毫損害北京的地位嗎？外來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合中國用，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我們還真從外面得到過一些很好的禮物。

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從一個相對落後的狀況，大踏步地追上先進的國家，昂首挺胸地站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還須要一段長時期的努力。如果大家有機會到外國看過，可能也曾發現中華民族其實具有興旺發達的潛質。跟很多其它民族比較，我們的老百姓其實相當勤奮，只要得到合理的回報，他們願意辛勞工作很長時間，手勤眼快。在有些發達國家，不少人依賴政府照顧，甘願成為社會的包袱；但中國人大都希望能自食其力，甚至認為要靠人家救濟是一種不光彩的行為。外面有些社會享樂主義盛行，喜歡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先使未來錢，很多人靠借債渡日，不以為忤；中國人絕少有這種習慣，我們大都喜歡先努力耕耘，收穫後才享用成果，我們甚至有很強的儲蓄習慣，希望福蔭子孫。

但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問問自己，中國人的這些特徵存在了千百年，為何最近這一二百年，我們始終落在人後呢？簡單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解答不了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檢討一下我們社會的體制和我們生產的技術。在很長的時間內，我們推行的體制未能很好地誘發國民的積極性，未能很好地讓各人的努力良性地結合起來；在更長的時間內，我們使用的技術主要是沿習祖宗留傳的，很少參考人家在外面世界發明出來的新事物。我們曾經拒絕承認自己比人家落後，因而排斥別人先進的東西，我們甚至將自己的國門關上，斷絕來往，這是何等的愚不可及！甚至到了今天，仍然有人抱著老皇曆看新形勢，他們還未能看到世界已脫離了舊式的冷戰階段，二十一世紀國際競爭的主要形式不再是陣營間的意識形態對抗，而肯定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在開放的國際市場，在人為障礙越來越少的環境下進行的貿易競賽、效率競賽、質量競賽、創新競賽、多元文化競賽至融和。當然，是競賽融和還是亨廷頓教授所言的文明衝突方向呢？正是目前熱門的注視課題。

要在這些競賽及融和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一定不能閉目塞聽、固步自封；我們就一定要採取開放的胸懷、積極的態度去吸納全世界的訊息。既然如此，資訊不受限制地流通就變得極為重要了。在這個問題上，香港和內地存在明顯的差距，香港做得比較好，內地就不是很理想了。一時間要把內地的局面根本地、普遍地扭轉過來並不容易。在此之前，維持香港原有的優勢，作為中國一個重要的窗口，意義就顯得極為重要了。這是我理解為何要在香港實行 “ 一國兩制 ” 的原因之一，這亦是我為何相信中國會在香港堅持 “ 一國兩制 ” 的根據，因為這是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國整體的利益。

但要在香港堅持 “ 一國兩制 ” 卻是十分艱巨的，主要是良好、認真的堅持 “ 兩制 ” 的誠意，與處事時習慣的文化思維模式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內地，很多人都視 “ 一國兩制 ” 為一種實用主義的權宜之計，一種不想對現況造成太大衝擊的，無可奈何的過渡安排，因而在實施 “ 一國兩制 ” 的過程中就會產生很多觀念上的矛盾，如果不能及時化解，再加上掌權者誤用權力，干擾特區的正常事務的話， “ 一國兩制 ” 能否成功落實，尚待大家共同努力。

舉一個現實的例子，香港回歸大典過後，我遇到過一些內地公安部門的高幹朋友，對回歸前後香港局面的平穩感到很驚詫。他們尤其不明白為何眾多政治取向南轅北轍的勢力，可以同時如此鮮明地陳述各自的立場，卻不至於引起社會不安；為甚麼有個別團體採用了相當激烈的方式來表達意見，香港警方都不用草木皆兵，處理局勢相當胸有成竹，甚至可說大部份動態都在計算之中。

大家可曾想像回歸前後特區政府和反對派互相協調的過程如何？其實，不同政見的派別，在回歸前後計劃進行甚麼活動、甚麼時候進行、基調如何、喊甚麼口號、掛甚麼色彩的旗幟 . . . . . . 等等，事前都跟特區政府打過招呼，大家都很有默契。甚至連反對派為了要趕場子需要動用的交通，都是由特區政府代為安排。大家可曾想過當時如果有人提出完全相反的對策，希望採取最強硬的手段，務求令街道一片寧靜，務求令全香港只是一個腔調，又會出現甚麼後果？不知是可惜還是憢悻，我們無法讓歷史事件按不同的方式再發生一次，無法讓那種截然相反的對策在回歸前後試行一遍，看看後果如何。不過我個人相信，效果會是適得其反，市民會普遍疑慮、恐懼和不滿，更多人會產生對抗情緒，街頭衝突會更加激烈。

其實在現今香港人普遍的觀念中，作為一個現代工商業繁榮的國際都會，多元開放、自由表達、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言中應有之義。一個開放型的體制本身就應包含不同取向的力量，絕不是單由掌權者一統天下，一個腔調，一種動作。這也是香港很多人所理解的， “ 一國兩制 ” 成功落實的其中一個重要標誌。

我過去多次表示過，一個無聲的香港，對中華民族絕非好事；如果有一天香港變得輿論一律，甚至鴉雀無聲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座上各位， “ 一國兩制 ” 處境堪虞了！曾經有一些外國投資者表示，他們為甚麼選擇香港而不是新加坡作為他們的據點，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在香港資訊可以自由流通；不單有資訊，還有很多五花八門的評論；不單有評論，甚至有很多千奇百怪的謠言。原來在他們眼中，謠言都是一種很重要的資訊，它代表了未能經正式渠道散發的資訊，它們有真有偽，判別真偽就要考驗人們的智慧，有智慧、能辨真偽者，自然能早著先機，得勝而回，這也是一個公平、公開的市場應有的特性。因此他們視資訊不受限制的流通，是香港 “ 生死 ” 的重要標誌，亦是為了這個原因，在我所推動組織的一個 “ 香港自由市場指標 ” 的研究中，資訊不受限制的流通成了一個重要的因素。

香港成功落實 “ 一國兩制 ” ，明顯還是一個向台灣輻射的重要歷史任務，正如江澤民主席所言 “ 率先垂範 ”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要求海峽兩岸三地同心合力，停止對抗、積極聯合，停止分裂、走向統一。要充份發揮三地人民的聰明才智、克儉勤奮，努力建設，壯大自己，立足世界，才能確保成功。

不過大家都可能覺得台灣的情況不很令人安心，放下 “ 台獨 ” 的傾向不談，我們總覺得台灣社會片面地強調民主、自由，在法治、廉潔、制衡等方面沒有相應的發展，結果造成黑金橫行、秩序動搖，不能算是一種長治久安之局。這裏啟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當我們強調資訊不受限制地流通的重要性，我們指出資訊大進大出，觀念激盪衝突，會擦出很多火花，會帶來很多創新，會提高我們的效率，會吸引全球先進到來參與競爭，從而大大促進我們的經濟發展，但我們必須具備一個強健的社會框架，去承受可能因此造成的震盪。

就以香港回歸前後局面平靜為例，不能簡單地以為那是因為香港警力強大，以卵壓石，所以一切都變得風平浪靜了。其實這局面的背後代表了政府的文明、不同政見者的抑制和掌權者的寬容。當然這些背後因素反映了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就是香港具有多種發展機會，令不同天賦、不同才幹的人都可以有所發揮，不易受到人為的障礙；有一套比較為大多數人認同的利益和權力分配體制；有一個平和、寬容的氛圍，可以讓人自由發表意見，也可以互相交換意見；有一套為大多數人所信賴和尊重的法治制度；還有獨立的輿論監察；這樣一來，利益和意見不同的人，基本上可以互諒互讓地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點，社會整體因而得以保持安定。

我實在相信建立法治是十分重要的，而作為兩種不同方式的社會轉型，我也認為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較台灣為佳。撇開台灣政局中有台獨的研評方向暫且不談，台灣的政治改革走在完善法制之前，當社會上一些存在已久的矛盾一下子放開以後，就沒有足夠的法治去作規範，矛盾在秩序不足的情況下激化為衡突，於是就造成社會震盪。香港的過程剛好相反，在政治改革之前，先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治制度，因此大家可見我們最近十多年推行的政治改革，在立法機關和地方事務上引入民主，基本上沒有出現任何社會動盪。當然，我們的民主還要進一步發展，按照江澤民主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大典上的講話，我們要繼續改革，直至議會和行政長官都是由普選產生。

當然，法治制度的建立絕非毫不費力。它要求立法機關要有廣闊的胸襟去包容不同的利益和意見，還要有高度的智慧去尋求社會可以接受的平衡點，制定切中時弊、又能有效施行的法規，這樣人們才認同它所制定的法規，願意遵守。一個令人信服的法治制度同時需要一個剛正不柯的執法機關作它的脊樑骨，這個執法機關要做到依法必護、違法必究，自己又嚴守法律賦予它的權限，絕不濫權，這樣人們才會相信法規不是一紙空文，也不是掌權者所壟斷的權力工具，才會積極與執法機關合作，維護法紀。但法治制度最可靠的基礎，卻是社會成員的思想覺悟，唯有當大多數人都明白法治的重要，瞭解法治的一般原則和基本內容，自覺守法，勇於對抗違法行為，這樣的法治制度才能變得穩如磐石。要達到這樣的狀況，須通過一個漫長的過程，還需要一大批有遠見、有睿智的領導人，一大批有勇氣、有承擔的民眾代表，還要很多很多有知識、有道德的民眾，經過教育、爭取、錯折、檢討，有時甚至是比較尖銳的對抗、鬥爭，才可以建立起一個比較穩固的法治制度。

應該坦白地指出，香港現今所具備一套比較完整的社會框架，並非自古已然，其實大都是最近三十年的變化。三十年前香港也經歷過一次十分嚴重的社會動盪，暴露了再前一段歲月香港社會所積壓的大量矛盾。社會動盪令香港元氣大傷，人心動搖，是一件嚴重的壞事，但它激發了香港社會進行重整，當時的港英政府基本上也能順應潮流，逐步加強法治、推動廉政、提高公務員隊伍的水平，開放公共事務供市民參與。用了近四份一個世紀的時間，令香港社會由一個僵化封閉、高壓官僚的狀態，慢慢轉型為靈活開放、寬容高效的狀態，比較能適應現代工商業發展的需要。

每一個國家有她獨特的國情，中國歷史這麼久遠、幅員這麼廣大、文化根柢這麼深厚，其國情與別不同，自不待言。中國要由一個傳統農業社會脫胎成為一個現代工商業社會，顯然也要經歷一條與別不同的道路。但在這條道路上，有甚麼外來有益的東西可以借用，香港卻可以提供一些很有價值的參考。

一個社會的轉形是一項極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整合，往往還需要有機會超越短期的陣痛，才能顯現出各種基本因素的互動成效。由於香港的特殊經歷，在相當長時間內，來自本土的中國因素和英國殖民統治帶來的外國因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以非常集中、深入的方式進行互動，接受中英兩國政治生態轉變的挑戰，接受世界市場的考驗和篩選，在千錘百鍊之後，才形成香港今天的體制和意念。這個過程持續了百多年，並且以最近的五十年尤其急劇，我們經歷過從種族歧視到相對平等；從非常貧困到比較富裕；從貧富懸殊到普遍享有基本保障；從你死我活的派系對立到多元兼容；從貪污橫行到大致清廉，而且這些轉變都發生在一個以中國人為主流的社會中。從社會轉形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難得的實驗；從轉形效果來說，這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實驗。

將香港近百多年的經歷，放回中國歷史中看，放到中國要走上現代化的出發點來看，我們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讓出了有限空間，去進行一次史無前例，但卻可以是得益無窮的實驗。香港的經驗顯然不可以在中國照搬硬套，但卻可供參考，讓我們全民族從實驗的正反經驗中，吸收有益合用的部份，引介到各地，結合實際情況，加以試用，一如開放十多年來，香港經濟方面的各種經驗、規範移植入國內市場一樣。

過去我曾將 “ 一國兩制 ” 比喻作盛在同一個桶內的兩種水，分隔兩種水的不是一塊嚴密的鋼板，而是一片可以讓兩種水互相滲透的細胞膜。這種比喻不是要否定 “ 河水不犯井水 ” 的承諾， “ 犯 ” 是一種出於主動的意圖，這類意圖確實是要制止的。但兩種並行的制度會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不可能完全隔絕，是一種客觀狀況。因此關鍵是要令這種互相滲透，主要是讓有益因子可以交流，而不良因子則被隔絕、淘汰。

鄧小平先生也提出過，要在內地多建幾個以至十幾個香港。自從 “ 開放改革 ” 以來，內地不少城市，在硬件建設方面，都從香港吸取過各自合用的因子。但除了人們容易看見的高樓大廈、橋樑公路外，一個現代工商業城市還需要很多肉眼看不見的軟件建設。市民會期望經濟穩步提升、生活逐漸改善；企業期望市場完善、權益受法律保障；政府期望社會安定、有充裕的財政落實各種發展計劃，這都是很合理的要求，但為甚麼推行起來卻困難重重呢？看看香港，這些要求都能較好地得到滿足，原因在那裏呢？從原則上來說，軟件的基本建設比較完善，是一個重要因素；以我個人意見，先前提及的法治、自由、制衡和廉潔，更是其中首要的重點。

中國以香港作為社會轉形的實驗還未完成，順利回歸只是上集，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下集。在英國人離去後，由香港的中國人將既有的管治機器完全接掌過來，要將過去行之有效的體制和意念繼續鞏固和完善。 “ 港人治港 ” 、 “ 高度自治 ” ，如果成效比過去更佳，我們才算徹底成功。

香港過去的成效，代表了一整套東西文化交融成功的系統經驗。不過有人卻因此擔心，中國收回香港帶來西方的整套上層建築，一旦傳入中國，會變成西方世界特意為中國留下的特洛伊木馬，必須將其中可疑的因素清之滅之而後安心。對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我個人反而認為香港就像當年唐三藏取西經時，為他馱回西經的白馬。

歷史總是不同力量互動的結果，而不是由某一方面一廂情願的動機所決定。不管英國人的心腸是多麼善良、或是多麼不懷好意，面對香港這個充滿正反經驗的寶庫，如果我們的民族文化有足夠的生機去吸納其中有益的部份，這樣，將來寫歷史的人，會滿懷喜悅地判定，這是唐僧在二十世紀取回來的新西經。如果我們先驗地對這個寶庫採取懷疑抗拒的態度，可能最後我們會白白地浪費、毀壞了它，並滿腔怨憤地將它打成二十世紀的特洛伊木馬。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中華民族要有廣闊的胸襟、敏銳的眼界，善用香港這個寶庫，將她那社會轉形的寶貴經驗化為己用，大取 “ 西經 ” 。這樣，香港 “ 回歸 ” 的 “ 雪恥 ” 效用才算是充份發揮。

葉國華先生為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